科学家揭示影响社会价值表征的计算神经机制,

2019-11-05 17:56栏目: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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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私的人,连大脑活动都和其他人不一样
科学家揭示影响社会价值表征的计算神经机制

路边看到老人躺倒在地,扶还是不扶?这或许是个道德问题,也或许是个社会问题,但在浙江大学管理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陈发动眼中,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决策科学问题。

想象一下,你和你的好朋友突然有9套房可以继承,面积、户型、位置都一样。遗嘱上清清楚楚写着你可以分到5套,你的朋友可以分到4套,你会有什么感觉?

近日,陈发动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助理教授Ian Krajbich合作在《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发表了题为Biased sequential sampling underlies the effects of time pressure and delay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的研究论文,系统探讨了关于人类合作(亲社会)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

如果你只能分到1套,你的朋友可以分到9套,你会怎么办?或者你能分到9套房,你的朋友只有1套房,你又会怎么想?

现实社会中的人不是完全自私的

也许你觉得应该尽可能公平,但也有人会认为自己拿到的越多越好。这种权衡利弊的个体差异要怎么解释?

陈发动和他的合作伙伴研究的人类合作行为,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陈发动介绍,合作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你则有所受益。这就好比当遇到老人摔倒,面对“扶”与“不扶”的选择时,人们大脑中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思考过程——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马燚娜课题组在《自然-神经科学》上发表相关研究,证明每个人对于自我和他人利益的主观价值评定不同,人们做出决策时参照的标准不尽相同,而且那些做出利己决策的人,其行为更可能受催产素影响。

如果扶(合作),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但老人变得更加安全健康;

一碗水端不平

如果不扶(不合作),不需要付出任何成本,但老人也得不到什么利益。

无论是家里蹲爱好者还是社交小能手,人们都要学会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其实在交往过程中,人们做出决定之前,对自己和其他人的得失都已权衡一番。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类似的选择,只不过应用场景不同而已,陈发动想通过实验,更加清晰的揭示人们做出类似选择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和规律究竟是什么。

以往研究认为,人们在心里默默“掂量”的时候,用到的价值标准是固定且对等的,对价值的衡量也是绝对的。这就像是人们内心的一个天平,以往研究认为这个天平一定是绝对平衡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人们对某种分配方式的满意程度,很可能受到主观价值标准的影响。

看到这,不难发现,合作行为与传统的决策科学或经济学假设不同,人不是完全自私的,不是只考虑自己的收益而不顾及别人。陈发动表示,就好像很多物理学理论是建立在“真空”状态的假设之上一样,传统的决策科学或经济学是建立在人是完全自私和完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但现实社会中人并不是像理论所假设的那样。

这也是为什么在有些人看来,某人的行为很慷慨,而某些人的决定很自私。因为大家心中遵循的标准并不一样。

“行为决策理论把完全自私的假设‘放松’了,人不仅关心自己的收益,也关心他人的收益,否则很难解释现实中人们的义举善行。”陈发动说,“我的研究就是找寻人类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也就是人类大脑如何思考并做出这些决策的。”

马燚娜告诉《中国科学报》,通过建立计算模型和对比,研究团队提出了新的社会参照模型,即人们做出社会行为所依赖的价值标准有着不同的参考点(reference point)。就好比人们内心的‘天平’本身就有不同程度的倾斜。

“真金白银”实验

不仅是参考标准不同。通过记录被试者的全脑活动,研究者发现做出利己和利他决策的人,其进行价值判断时脑内活跃的区域也不一样。研究指出,在判断某种分配方式是否令自己满意时,自私个体大脑中的侧眶额叶更为活跃。而更倾向于做出慷慨行为的个体,脑内的杏仁核活动更多,杏仁核是公认的与情绪加工和唤醒有密切关联的脑区。

在陈发动的实验中,合作与否直接表现在金钱收益上。“每个被试的选择,直接决定他们在实验后拿到的酬劳。”陈发动说。这是一个以金钱激励为手段的实验,在研究中,他和合作伙伴召集102个被试,每个被试需要针对200个不同的决策任务做出选择。

社交法宝:催产素

实验随机将两人分为一组,这200个任务中,50个在时间压力下完成,50个在时间延迟下进行,另外100个任务分成两组各50个,在没有时间限制(时间自由)的条件下进行。陈发动介绍:“一般情况下,人们完成一次类似决策任务的时间是3-4秒,时间压力下,被试要在2秒内做出选择,时间延迟,则是指被试需要充分思考10秒后才能做出选择。”

个体的利己行为有可能被改变吗?真的可以。

被试需要完成的任务是在自己的收益高而对方的收益低(利己),以及减少自己部分收益但是提高对方受益(利他)这两者中做出选择。陈发动和团队根据时间自由条件下被试做出的50个选择,判断出被试者利己或是利他的倾向,进而对比时间延迟、时间压力和时间自由条件下,该被试的行为偏好变化。

在另一个独立重复实验里,研究者发现,“自私”的被试者通过鼻吸催产素,在进行价值判断时,脑内原本较为安静的杏仁核被激活,其做出的决策也变得更慷慨、更亲社会。“不论是大脑活动还是行为,都更像无私的人了。”马燚娜表示。

倾向偏差与证据累积,探寻行为背后的动因

不过对本来就比较无私的被试者而言,催产素的作用可能不那么明显。这也和催产素本身的特性相关。

实验发现,时间压力与时间延迟对人的行为偏好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异质性,时间压力让利己的人变得更加利己,让利他的人变得更加利他,而时间延迟让利己的人变得更加利他,让利他的人变得更加利己。

在先前的研究中,马燚娜等人曾提出过与催产素有关的社会适应模型。催产素有很多功能,它能让你更信任别人、产生更好的亲子关系,但也可能让人更加善妒。尽管催产素的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其本质作用是为了让人更好地适应社会。因为太无私或太自私,都不太可能与他人形成良好的社会合作。

陈发动解释,“时间压力下人往往倾向于依靠直觉做出选择,所以,人们在直觉上是偏向利他还是利己存在很大的异质性,现实中既有相当数量天性善良的人,也有相当数量天性吝啬的人。这也说明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人性本善’或‘人性本恶’。”

绝对价值VS均衡比例

实验还发现,被试做出决策所花费的时间与偏好强度密切相关。特别利己和特别利他的人都会很快做出决策,往往在“扶”与“不扶”对一个人来说差别不大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该结果与建立在神经科学证据上的连续累积模型推断一致。

近百年来,弄清人们如何做出社会决策、如何产生亲社会的行为,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乃至临床医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究竟如何解释这些现象和结论呢?陈发动和Ian Krajbich提出一个带有倾向偏差的证据累积模型来描述合作行为背后的认知机制及合作行为。具体来说,“扶还是不扶?”遵循的是一个“证据”累积的过程,即人们在选择扶还是不扶之前,大脑会自动收集支持这两个选项的“证据”,证据累积的速率与偏好强度正相关,一旦某个选项的“证据”率先累积到阈值,那么人们就会选择它。

“这项研究对很多关于人类社会性的突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将成为社会神经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参照点。”在同期刊发的评论文章中,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系助理教授Ian D. Roberts等人这样写道。

但是,每个人证据累积的起始点不一样:有些人是天生的利他者,他们在初始阶段就手握了大量支持利他选项的“证据”;而另一些人则是天生的自私者,他们在初始阶段便有大量支持自私选项的“证据”。因此,当时间非常紧迫时,人们甚至都还没开始收集“证据”,决策就已经结束了,显然,这时候初始倾向所拥有的“证据”占到了绝对优势,人们更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直觉进行决策。时间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直觉倾向对决策的影响,使得利他者在时间紧迫下变得更加利他,而利己者则变得更加利己。

评论还指出,有别于比较金钱的绝对价值,这项研究提出的社会参照模型显示,人们在判断分配方式是否令自己满意时,可能更在乎的是相对的分配比例。即人们可能宁可彼此都获得更少的钱,但遵循更均匀的分配比例。

然而,一旦决策时间增长,人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时,这时他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社会公序良俗等因素都会对证据累积过程产生影响,他们也许会发现自己原来的倾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选择,因此偏好可能会向另一端倾斜。这导致原本利他的人反而变得自私了,而原本自私的人甚至也变得利他起来。

对神经科学、临床医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马燚娜课题组关于催产素的发现,或许可以缓解自闭症患者对社会环境缺乏关注的症状。而对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者来说,他们提出的社会参照点模型可能会更受关注。

“在拟合实验数据之后,我们发现该模型能更好地描述和预测人的行为。”陈发动表示,关于人们决策背后的认知机制研究也可以应用到生活中去,欧美已经有相关的行为洞见团队专门将相关研究应用到公共政策制定上,来提高社会的整体福利。例如,当人们面对是否捐献器官的决策时,政策制定者将“捐献”设置为默认选项,以此来干预或调节人们的第一反应,这样,人们捐献器官的比率和以往相比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相关论文信息:

(柯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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